《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去世

古怪、沉默的隐居者

　　在我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康尼什小镇的前一晚，我告诉我的同行们此行探访的目的：进入塞林格深居简出的村子，凝视那传说中围在他房子外的那面墙。如果塞老突然从墙后出来并邀我和他谈谈心，我当然不会拒绝。但是我不会奢望他出现，也不会主动去打搅他，不会去敲他的门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他。我真正想要探究的是塞林格所修筑的这面墙——不仅是物质上的木头或石头墙本身，而是他在心里为自己筑起的那面形而上的墙。这沉默不语的墙也是他的作品，因为沉默本身就是艺术在雄辩地工作。

　　他的隐居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只有一扇天窗的小屋成了一个世界，当这个世界渐渐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他的缺席竟然变为一种在场。

　　现在，我就站在那墙之外，他就在墙内，让人恍若隔世。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到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时光能在这种沉寂中凝固。但你能深深感知这并不是被动的沉寂，而是可用心触摸的、主动的隐没。这份沉寂的代价是塞林格放弃的决心、昂贵的诉讼、自我放逐与沉思。既让人心生敬意，又让人怀恨在心。好像总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们，带领我们质问、观察和探寻。这份沉寂诱惑着我们追寻又谴责着我们探访：当一位作家选择对外界封闭自己的心灵，我们却还要想方设法地突破其心理的防线。至少就像现在，我忍不住想要去敲敲门或在他住所的门前留下一封信。

　　这份探寻的冲动不禁让我回想起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日子。这个日子改变了塞林格的一生。在这之前，他是个无名小卒，虽出生在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年轻时也极爱写作，但23岁参军后辗转各个欧洲战场中断了他的写作，不过也同时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1946年，塞林格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五年后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鸣惊人，虽然当时出版后评论界曾褒贬不一，但是无可否认塞林格在商业上和口碑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后，他将早前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上的七个短篇加上曾经被拒的《下到小船里》和《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以《九故事》为名集结出版。

　　也就是在同一年，不知何故，39岁的塞林格从繁华的纽约搬到了僻静的康尼什。他最初搬到新罕布什尔州这座小镇的目的并非要过起这种与外界隔绝的隐居生活。至少一开始，他并不是古怪的、沉默的隐居者，当时他和外界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与住在附近的邻居，尤其是温莎高中的学生们都有来往。

　　“以前他的家总是开放的”

　　从英国作家汉密尔顿对那些高中生的采访中获知，塞林格经常邀请学生们来家听音乐，聊学校里的事，给这些年轻人买些吃的喝的。“放学后，我们会乘坐他的吉普车到他家里去玩，以前他的家总是开放的。”一位当时的高中生回忆道：“那时我们是多么崇拜他啊，他笔下的那些少年形象做出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

　　塞林格起初对学生们的友好还表现在甚至愿意接受温莎高中生报一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自传性小说时，塞林格说：“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可惜，出于利益的诱惑，这些学生背叛了塞林格的信任。这篇本应低调出现在学生报纸上的采访，却被卖给了一家主流报纸，以“独家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塞林格知悉后十分失望、生气，从此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并几乎切断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根据当时《生活》杂志的描述：“当一车人再次来到他家时，却发现高高的围墙被筑起，墙上甚至还挂着铁丝网和报警器。”当时曾经接近过塞林格的一位摄影师说他对这些采访和八卦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直到我完成我所要做的事情，否则休想再打搅我。”塞林格对这位摄影师这样说道。

　　他的心从此如同他家的大门一样紧闭，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真的想离人群远一点，因为这个人群中有太多的人不怀好意地关心他到底有过怎样的童年创伤，性取向是否有新变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他的作品加上乱糟糟的注释和点评。既然他一贯擅长在小说里建造人心的迷宫和围墙，让人看不透其若隐若现的内心世界，那么就索性将这墙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挡住人们的视线，让人彻底看不清楚吧。

　　一闭关，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他不仅足不出户，不会见媒体，不接见出版商，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也进行几乎监禁式的管制。一切外来物包括食物、日常用品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检查并由专人送达。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诡秘在读者和媒体中都能引起几近狂热的猜想，是极好的炒作手段。人们想知道高墙背后的塞林格究竟在做什么？是在继续写作，还是已然开始打坐修行？有人甚至根据他隐居之后写出的作品内容推测“一年里，他用半年时间在佛寺内打坐，用另半年时间在精神病院癫狂。”他隐居后写的作品如《西摩小传》等，则更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其我行我素和不管不顾的任性感觉：你爱读就读，不读就走人。

他的爱都没有结果

　　很多人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了解到塞林格，然后从《九故事》了解到小说艺术可以达到何种高度。《九故事》中的短篇的确精致，值得反复揣摩。但汉语译本却很难让人满意，其中的一个译本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最后的一段文字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子弹穿过“他”的头颅中的“他”错成了“她”。所以，中文读者无论如何解读，都只能得出悲剧性的错误结论。

　　不仅如此，1983年翻译过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翻译名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原文书名《The Catcher in the Rye》里面，Catcher的意思其实是棒球比赛里面的“捕手”，所以台湾译者将书名翻译成《麦田捕手》。我不知道两者谁更好些，因为也有台湾读者认为大陆的译名更好。这个“好”也许是更有诗意吧，但由此而来几十年的解读却围绕“守望”来展开似乎有些文不对题。

　　这种误解并非中国特有的。小说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

　　围绕着塞林格的是他停止发表与出版作品之后引发的种种猜测。这种猜测自然是出版传记的强大动力。他女儿的《梦幻守望者：我的父亲——塞林格》、保罗·亚历山大的《塞林格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都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中文译本。

　　但翻开这些书，我们看到什么呢？也许只是读者们想看到的、能够理解的作者。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他女儿的那本《梦幻守望者》，里面提供了与作家创作小说相关的细节。

　　综合这些传记，我们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说读者得知塞林格最早记录在案的恋情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女儿、美得令人窒息、羞涩得无以复加的乌娜·奥尼尔的短暂交往。怀着“真正的爱是没有结果的”这一信念，塞林格去了欧洲，他曾经与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不久便分开。但有人考证出，他的妻子其实不是女医生，而是他俘虏的纳粹官员，然后被她的美貌俘虏，这对相互俘虏的夫妇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据说她名叫Sylvia（西尔维娅）。但据塞林格的女儿说，塞林格提起这任妻子时总是把她称为Saliva（口水）。1953年他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学生认识，1955年结婚，11年后离婚。80年代，塞林格与小他很多岁的护士Colleen O’Neill结婚，这可能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直至他去世。但这段婚姻完全不为人知，可能他那笔头勤快得令他厌烦的女儿已经被扫地出门，而O’Neill又热切地信奉她丈夫的那一套隐居规则。

　　在这些合法妻子之外，还有他的情人之一、“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女作家”、“耶鲁女生”乔伊斯·梅纳德，她出版了《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这些传记中的内容其实就是塞林格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私。比如说梅纳德的自传中写塞林格给自己写信，让她从耶鲁退学跟他一起隐居。她离开了那个她热爱的世界，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只有塞林格的怪异食谱，以及他的“自私、偏执和冷酷”。10个月后他们分手，据说是因为塞林格“不想要更多的小孩”。

　　在女儿笔下，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身边的女人指责他不关心、不理睬她们，而他的结论是女人都是这么不可理喻。女儿怀孕后他说：“你看，你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你没有权力把孩子带到这个你无能为力的糟糕世界。”

　　即使是塞林格专家也因为太喜欢他而对他的后期作品不满意。珍妮特·马尔科姆在《纽约书评》中质问：大家不是常常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吗？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短视者何曾理解过托尔斯泰？尤其是，人们抱怨他们身上的那些特别的东西，有可能恰好造就了他们的伟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