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律
《春秋》本为六经之一。子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这是中国第一本国家编年史书。一年四季，气候却三：一寒、一热、一温。古人以其温暖之春秋天气，以象征历史中和平的可贵与短暂耳。据说六国多有自己的“春秋”书，后战火连绵，今只留下“鲁春秋”一书。自孔子起，历代注《春秋》，甚至写《春秋》体书的人甚多。所谓“微言大义”，甚至一直到清初曹霑写《石头记》，也因其隐写历史而被称为“春秋笔法”。鲁之《春秋》影响深远，上古最著名之注者有三，皆先秦人，即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所谓《春秋》三传：“公羊”、“谷梁”、“左传”是也。
其中《左氏春秋》因搜典故事件最多，近代也流传最广。
相对而言，《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今天读的人就不多了。
但是自西汉至晚清这2千年里，《公羊春秋》却是每个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之书，通称“公羊传”。
“公羊传”之所以有着持久不衰的威慑力，主要在于公羊高这个人根据《春秋》中的事件，尤其是暴力、叛逆等极端事件所提出一系列思想，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总结起来，大约有12条，曰：大一统、春秋新王、春秋王鲁、孔子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辩、经权说、张三世、通三统、大复仇。
其中对皇权最有影响，使之从西汉开始走向神权的，主要是大一统、王鲁、王孔、天人、夷夏、经权以及复仇这几条。自西汉董仲舒开始，到注释者何休与后来的康有为，乃至于谭嗣同与孙中山，也都主要依据这些思想而走向政治上的激进。汉族的高贵在历代士大夫眼里，也因此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其中与神权三位一体最接近的，就是王鲁、王孔与“春秋”本身。
《春秋》好象是基督教的《旧约》，其中的一系列鲁王就好象犹太国王或上帝的化身，而孔子则象“救世主”或基督的化身。公羊高在此试图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结构，以此重新梳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的周朝政治，建立一个以儒家为神权，以鲁国为中心，以孔子为显灵上帝的“理想国”。
《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中国的政治哲学，主要就是一种行为“伦理学”。所谓“天地君亲师”，不是天伦，就是人伦。有伦理，就会有权威，就要树立权威。树立权威的目的是为了把一个庞大的民族管理起来，使之有文明的“新秩序”。这一点无论是在易、礼、乐、书还是诗中都体现得很彻底。西汉后，儒的需要，不过也间接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选择——皇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带有宗教倾向的神权。在这里，孔子的思想或记载：就是教义。
儒家有很多种。董子云：“通一经者为儒生，全通者为鸿儒”。此外还有反面的比喻如腐儒、酸儒、犬儒等……。子曰：“仁者必有勇”。那些不画地为牢，敢于直抒我见，愤世嫉俗之士大夫知识分子，如刘叉、邵雍、徐渭、朱耷、李贽、龚定盫、王阳明、金圣叹、康有为之流，则为狂儒。
《公羊春秋》就是这些教义中最激进，最接近狂儒精神的一部分。
它象《新约•启示录》一样，为儒家体系指引了一个未来世界的方向。
它是古代君主制与正义的调解器，也是近代大汉族主义的源头。 大复仇 抛开君主制度不谈，在《公羊春秋》的思想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条：一个是贯穿古今的夷夏之辩，一个是经权说，一个是大复仇。这三者其实是融会贯通的——就是“复仇思想”。
如《公羊•成公十五年》记载：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又如《公羊•庄公四年》：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檷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 再如《公羊•宣公十一年》：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每个试图理解儒家思想的人，都有必要认真阅读《公羊传》
曾有人言：“西方文化是杀父文化，而东方文化是杀子文化”。说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懂得进步。其实非也！春秋纷乱，杀父弑君的思想是早就有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非常风行。《公羊传》中所倡导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超时间，超朝代的。所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里所谓的“百世”，几乎是指千年以上的概念。华夏人自古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所以以“文明”区分二者。同时，公羊学说赞成在国君犯了错误的时候，下面的臣子就可以在不违背《春秋》大义与孔子语录的纲领前提下，实行兵谏、刺杀等极端暴力行为，以强迫政治回归伦理秩序。如近代最著名的两个一成一败的例子：一个是谭嗣同试图挽救维新，逼迫袁世凯围攻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实行的“兵谏”，后以失败告终；谭之所以不走向完全激进的革命，而是改良主义甚至以身殉道的原因，并不是他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火性，而是他是佛教徒。华严宗的整体论使他自身多有慈悲心在，不愿意众生流血。故他有“度我即度众生，无所谓先后”一说；另一个公羊精神的发挥者则是很彻底的——即孙文的辛亥革命。因甲午战争之后晚清朝廷已经在努力接近西方文明，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的规模相当浩大，几乎使中国提前走向了工业革命的道路。若没有革命党，清朝政府再维持几十年，使中国逐渐改良成进步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孙文是基督教徒，早期组织惠州起义时的革命党人也多是基督教民。但他在政治上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却是最典型的《公羊春秋》之“华夷”民族主义。
话说回来，从西汉征伐匈奴的壮举到郭楚望的时代，大约一千多年过去了。在张岩、郭楚望这些宋朝士大夫或文人的精神中，“大复仇”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过去。从南宋到晚清也是将近一千年过去了，汉族人经历元蒙、金国与满清惨痛的统治，但其“大复仇”之情结依然如故。
汉族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民族，这是他的农业民族秉性。
但汉族却一直是个“复仇心理”很强烈的民族，这也是他农业民族的秉性。
战争失败后，作为主战派的郭楚望所写的《潇湘水云》，就是一首当时很典型的表达复仇情绪，却又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藏形于山水之间，而不时地又闪现着杀伐灵感，血腥大气的琴曲。 西渐东 《潇湘水云》的伟大还有它的原初性。
因为在同时期西方音乐中，这样的曲子根本不敢设想。
就在宋朝期间，在远离中国的欧洲，也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战争：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在11世纪前后，罗马教皇下令：进攻东方。这是一次为了利益的宗教战争。教皇利用基督教教义，说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那个现在被异教徒所占领。而基督教应该收回圣城。参加东征的人无论死在路上还是沙场，他的罪过都能得到主的赦免。于是，很多人就这样参加了远征。大多数十字军是农民，刚收割完麦子，就跟上了队伍。他们一路杀犹太人，掠夺财富，甚至仇恨地吃伊斯兰教徒的人肉……。
不久，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伊斯兰教并不示弱。
于是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展开了连续反复的战争。
1187年，就在郭楚望出生前3年，穆斯林教徒又用弯刀夺回了被十字军占领的耶路撒冷。在这前一年，还开始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开始。接着是第四次、五次、六次……大量人口因战争死亡，于是甚至孩子也被教皇们组织成了“儿童十字军”，前往东方打仗。
十字军东征的现象，对欧洲思想与音乐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宗教战争的屠杀与抢劫，巩固了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文化地位……。
因为宗教宣传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世界音乐中的“重唱”出现了。五线谱也诞生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写的旋曲《夏天来到》，成为了欧洲音乐艺术发展的第一声。十字军的兴盛使得宗教音乐影响了西方的天下，代表人物有法国“巴黎圣母院作曲家”集体，如莱奥宁、佩罗坦等等……二重奏、三重奏与四重奏作品多了起来，平行的和声被称为奥尔卡农(Organum)，互相随意流动的旋律与节拍，丰富了教堂唱诗班的内容，于是“复调”音乐渐渐风行起来。同时，天主教弥撒中也时兴起唱起了一种“经文歌(Motet)”——即复杂精巧的三部合唱，并流传到欧洲民间。
但是西方还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个性独立的音乐家，独立的作曲家。
它们还不存在类似郭楚望这样的独立音乐人，不可能写出类似《潇湘水云》这样在思想上如此成熟，有着具体社会意义，甚至有着大自然深厚内涵的音乐作品，尤其是纯粹器乐曲。可以说，西方艺术与音乐都要一直等到14—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才会出现表达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之前，他们只有宗教与调式的进步，没有意识形态的进步。
在近代西方音乐中，最让我想起《潇湘水云》的，大约是波兰浪漫主义作曲家萧邦的钢琴第五练习曲：《革命》。不仅因为《革命》一曲左手在键盘上的不断反复弹性音阶的感觉，与《潇湘水云》一弦徽外的之龙吟“水云声”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萧邦写作此曲的人生时期与郭楚望很相似：是在政治流放中完成的。第五练习曲本来没有名字，“革命”是后来人加的。正如“潇湘”也没有说它其中描写了宋朝与金国的战争，“大复仇”的思想与公羊精神。这是我们后人对这个曲子的理解。
西学东渐以来，很多琴人都吸收了西方音乐中的表现主义。
人们越来越多关注到音乐对听觉的直接冲击力，使之与内涵吻合。
古琴作品与西方很多“无标题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于几乎全部都是“标题音乐”。没有一首琴曲是无标题的，甚至还有很多段落小标题。标题就是作曲家作此曲的目的。无论怎样修改演绎也无法违背。在近代众多的琴家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懂得“潇湘”的涵义。查阜西先生因善弹此曲，人称“查潇湘”，我却觉得他的演奏未必胜任此名。我还听过很多琴人演奏过此曲，但只有两次听时，有一些略微听到杀伐之气的感觉。一次是年轻琴家巫娜在离骚琴馆夜弹“潇湘”，那一日她似乎因什么事情在“生气”，所以弹琴时暴烈迅猛，似有所悟。另一次是前不久听吴文光先生在北京大学之讲座，他放映了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弹“潇湘”的录象。吴先生是受到过西方音乐文化熏陶的人，能够很好的把过去古人不足以表现的东西尽量挖掘出来。他早年的“潇湘”风格狂洒江天，指法如蛟龙翻滚，眩目华丽，使整个曲子成为一个加速度上升的趋势，并感人泪下，几乎既表达了山水风起云涌的壮美，也捕捉到了“大复仇”的精髓——激烈、快、闪电一样的推出、进复、劈、狂吟急猱……此弹法与他后来弹《神奇秘谱》中之十段“潇湘”迥异！如先生自己曾说过的：“弹广陵时，你不是别人，你就应该是聂政；弹潇湘时，你不是别人，你就应该是郭楚望”。这是一种很准确的琴学思想。
而且，我认为“潇湘”的激情与杀气比“广陵散”更有过之。
因为后者还只是表现的一个人复仇的悲壮，而“潇湘”则要表达在是大自然中浩然的风雨雷电、弱肉强食，是在浩瀚的古代政治生涯中被打压后的情绪，以及浩浩荡荡的国家战争场面与“大复仇”失败后之惨烈。
